76年过去，孙筠友依然记得自己宣誓入党的情景。
“北京东四十二条有一棵很大的槐树，阳光透过繁茂的枝丫照在我的脸上。就在那棵大槐树下，我一字一句地完成了入党宣誓。”1949年3月16日，19岁的孙筠友终于实现了自己入党的愿望。而那时，她已经为党工作了6年。
“我从小就忠心耿耿地跟着党走，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没有任何私心，也没有任何别的要求，我就要求做个共产党员。”自1943年5月起，孙筠友为八路军掩护过物资、传递过情报，虽然年纪尚小，还未入党，却已在为党组织做事情。
孙筠友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虽然早年丧父，但在亲人的关爱下，孙筠友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，“我的功课很好，大家都很喜欢我，那时候每天下课都要去电台排儿童节目，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唱《暖和的太阳》。”
宁静幸福的岁月突然被战火击碎，日本鬼子来了，整日担惊受怕的生活让孙筠友的天空蒙上了灰色。
展开剩余68%抗战爆发后，孙筠友的舅舅们投身八路军，她与母亲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艰难度日。随着局势日益危险，1943年3月，母亲领着孙筠友投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“解放区是一个更好的地方。”母亲这样告诉孙筠友。
从北平前往根据地的路并不好走，路上几乎都是敌占区，每一次越过封锁线都是一次生死考验。“岗楼上每晚都有鬼子值守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他们就会拿机枪扫射。万一遇到出来巡逻的日军，一刺刀就能要了我们的命。”
日军在封锁线布有成片的铁丝网，孙筠友和母亲只能夜里偷偷跪着爬过去，等白天再继续赶路。直到到了解放区，孙筠友才觉得这一路的艰辛都值了，她感觉“到了根据地，一下子天都亮了”。
晋察冀边区的生活很艰苦，经常要靠树叶充饥，但周围充满了抗日救亡的昂扬斗志，“人人都唱着：工农兵学商，一齐来救亡，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，走出工厂田庄课堂。我也跟着唱。”在根据地，孙筠友度过了一段无需日夜提心吊胆、屏住呼吸的生活，也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舅舅。
那时的孙筠友其实还不明白，根据地的大人们为什么能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充满激情。舅舅告诉她，生活的苦只是暂时的，大家都是为了更大的胜利。“原来，没有鬼子的生活如此美好，我对舅舅说，我不走了，我要和你们一起打鬼子。”孙筠友决心跟着共产党，加入抗日救亡的队伍。
孙筠友的母亲张兰芳是一名妇产科医生，也是一名共产党员。
刚到根据地两个月，张兰芳接到任务，便立刻带着孙筠友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北平，从事地下工作。张兰芳和几位进步青年表面上开了一家接生助产的诊所，实则是掩护同志们去根据地的联络点。
“离开根据地时有人告诉我，以后母亲就是我的领导、我的上级，我要服从母亲的安排，为党组织做事。”回到北平，孙筠友就成了母亲的小通讯员，负责传递信息。
彼时的北平已被日军占领，暗中为八路军送药品、送仪器并不容易，传递消息也需要格外小心。每一次接头都有不同的暗号，情报可能藏在孙筠友大衣的垫肩里，可能夹在喝咖啡买单时的零钱里，或是偷偷写在鞋盒的背面。13岁的孙筠友已经是一名机警的地下通讯员，沉着冷静地完成每一次情报传递工作。
孙筠友的家里也成为地下党的物资存放点。老人清晰地记得，当时家里的墙角、沙发里都藏有枪，院子的煤堆里藏着药品、发报机，择机向部队运送。
“最怕的就是敌人上门搜查，主要是怕家中藏的枪支和发报机被敌人发现。但我不怕死，根据地的老党员告诉我，共产党员不怕死，死不过是脑袋掉了碗大一个疤，我们理直气壮地做事，做的都是好事儿。”孙筠友说。
老老实实跟党走，做一个有用的人、能吃苦的人、不怕死的人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——幼时的孙筠友将这些话牢牢记在心里，也始终践行着。终于贵阳股票配资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她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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